格爱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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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1页）

但是当时却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这两件事我们哪一件也不做。即使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所进行的战役迅速胜利结束，我们也可能以占领撒丁岛或西西里岛甚或同时占领这两个岛为满足，而把横渡英吉利海峡一事推到1944年再进行。对西方盟国说来，这将意味着虚度一年，其结果固然不至于危及我们的存亡，但却可能使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化为泡影。我们每月要损失五六十万吨船舶，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德国人最求之不得的正是双方相持不下。

当我们还没有知道阿拉曼战役或“火炬”作战计划的结局，以及高加索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胜负尚未见分晓的时候，英国的参谋长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在他们领导下的作战计划委员会也在忙碌着。我认为他们的报告过分消极，因此在11月9日，当北非登陆尚在进行之际，我对三军参谋长们表示了我对这些报告的意见。

如果在1943年，在“火炬”作战计划和阿拉曼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只乘胜占领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话，那未免太可惜了。我们已经与美方约定，在1943年进行“围歼”作战计划，这是一次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绝不能以目前插入“火炬”作战计划一事作为借口，在1943年仅仅满足于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或一些像迪埃普（它实在不足效法）之类的零星作战，而无所作为。1943年的作战努力显然应是不断准备进攻欧洲大陆，以便用强大兵力将敌人牵制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并且断然进攻意大利，如能进攻法国南部则更好，再进行一些不致损失过多船只的军事行动和施加其他形式的压力，以便使土耳其和我们并肩作战，从而使我们能和俄国人一起由陆路攻入巴尔干。

如果用法属北非作为借口，而将强大的兵力按住不动，采取守势，并且称此为“义务”的话，当初还不如不进攻这块地方。当希特勒正在准备在1943年对俄国人发动第三次攻势时，难道我们以为俄国人会满足于我们在这年一直按兵不动吗？我们必须力图在1943年踏上欧洲大陆与敌人作战，不论这种前景有多么骇人。

在18日，我又表示意见如下：

……根据我方与马歇尔将军所达成的有关“围歼”和“波利乐”计划的协议，到1943年4月1日，我们将共有二十七个美国师和二十一个英国师，还有所有必需的登陆艇等等，作好了进攻欧洲大陆的战斗准备。这一工作已在正式进行中，并且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后来现们就进行“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这一作战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

但是“火炬”作战计划一共只使用了十三个师兵力，而我们原来是准备在1943年使用四十八个师来进攻敌人的。因此我们就把原定用于进攻敌人的兵力减至三十五个师。诚然，由此间到“火炬”作战计划中的战场的距离要比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距离要长，这点应当考虑在内。但是我们已经对斯大林说过，我们将在1943年对欧洲大陆大举进攻，而我们现在是以三十五个师为基础来进行工作的，这个数目较原定用在4月至7月这一期间的数目为少，换句话说，少四分之一多一点。

不顾这种情况，或者以为这个矛盾不会被人发觉，是不行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和马歇尔将军当时对我方能力的估计，如船舶运输力以及美军特种登陆艇的准备速度等等，无疑是过高了的。但是，参谋长委员会在1942年夏天原认为在1943年的战役中可以办到的，与现在他们所说的我们在这次作战中所能办到的，两者之间，差异惊人。我并非在作任何指责，因为我个人对此要负全责。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特别彻底地来研究这个问题。恐怕我不得不在最近到美国去一趟。

我们在今年夏天显然给1943年的计划打得太多了一点，可是我们现在又显然打得太少了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我们还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原来是计划一面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一面在中东打下去的，现在既然隆美尔已经全军覆灭，我们在中东已可高枕无忧。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调子降低到几乎无可再低的程度了。我不知道当俄国人发觉这一点时，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我个人所持的态度是，我依然主张进行“围歼”作战计划，但延至8月再进行。除非有人能列举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这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否则我便绝不放弃这一主张。然而，万一这些数字证明这的确是办不到的话，我们和美国人在今年夏天所立下的雄心大志和所作判断就全部化为泡影。……

我从来没要英美联军在北非按兵不动。北非是块跳板，而不是一张沙发。……

也许我们得以在6月底结束地中海的战事，以便在8月进行“围歼”作战计划。在最高一级人士就这一问题作出抉择以前，我们自己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

这样一来，在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重的僵局。英国的参谋人员赞成在地中海发动攻势，进攻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以意大利为目标。美国的专家则放弃了在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一切希望，但又竭力避免不让地中海把他们缠住，使他们无法在1944年进行他们宏伟的计划。我当时曾写道：“似乎英国方面所担心的一切又使美国方面的担心有所增加，而这些担心都是各自的军方忠实地提出来的。”

※　　※　※

美国的参谋人员，由于过分喜爱合乎逻辑的、明确的决定——且不论这些决定是多么可取，关于这一点在前几章中我已不揣冒昧地提过了——事实上在一经决定进行“火炬”作战计划以后便已断然放慢了在英国的“波利乐”计划准备工作。11月下旬，我们从美国政府方面接到了一份书面通知，这份通知使大家大吃一惊。当时在美国有许多流言蜚语，说什么我竭力反对关于在1913年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苏联在战后也声称，我故意用“火炬”作战计划战役来阻挠“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我致总统的下列电报理应附带地，我希望也是永远地将所有这些无稽之谈一扫而光。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2年11月24日

我们接获哈特尔将军来函，据称，奉美国陆军部指令，“凡超过四十二万七千人以上的任何编成工作都需由你方以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对此类情况概不提供租借法案物资”。这使我们极为不安，这种不安并非是因为租借法案之故，而是基于全盘战略之故。我方一直在根据“波利乐”计划为一百一十万名士兵进行准备，这是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份提到此目标即将放弃的通知。在此以前，我方并不知道你方已经决定根本放弃“围歼”作战计划，而且，我方一切准备工作都遵照“波利乐”计划在全面进行中。

2．我认为，如果决定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的话，那将令人不胜惋惜。“火炬”作战计划绝不能代替“围歼”作战计划，而且只动用了十三个师的兵力，而“围歼”作战计划则原定动用四十八个师的兵力。我当着艾夫里尔的面同斯大林所说的那番话，固然都是以一个延期进行的“围歼”作战计划为基础的，但是我却从未暗示过我们不应在1943年，甚至在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3．总统先生，对这个问题必须给予极慎重的考虑。马歇尔将军曾论证说，只有进行“围歼”作战计划，才能将主力部队投入法国和低地国家，而只有在这个地区，英国本土空军和美国海外空军的主力才能加入战斗；他的论证给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们用来反对“痛击”作战计划的论据之一，是它会在1942年把1943年的规模远远较它为庞大的“围歼”作战计划所需要的本钱消耗殆尽。诚然，我们双方对我们的船舶运输力量都估计过高，但这个错误可以用时间来补救。只有在满足对船舶的其他迫切需要的条件下，尽快地、不断地在此间建立一支“围歼”大军，我们才算掌握了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和解放欧洲各国的实力。但是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到1943年我们的力量也很可能达不到所要求的水平。然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更有必要保证在1944年达到这个水平。

4．甚至在1943年也可能会有一个好机会。如果斯大林如愿以偿，攻到了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德军的南线部队就要遭到极大灾难。我们继“火炬”作战计划之后在地中海作战，也可能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德军的士气也可能会普遍低落，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便随时能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

5．总统先生，请你务必告诉我原因究竟何在。这个消息和它传达到我方的方式使我们目前极感困惑。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马歇尔将军与金海军上将随同哈里到此间来，或是我带着我的幕僚到你那里去一趟。

总统立即纠正了这一由于下级人员所引起的误解。

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6日

我们当然无意放弃“围歼”作战计划。目前尚没有任何人可以预知我们在1943年是否能有机会横渡英吉利海峡大举进攻，显然，只要有此机会，我们就绝不会错过。但是决定1943年的“波利乐”计划究竟需要多大的兵力，这是一个需要由我们双方共同考虑的战略问题。我目前认为，我们应当在目前尚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地在联合王国建立一支日益强大的攻击力量，以便一旦德国崩溃时可随时使用，或者，如果德国届时依然完整无损并采取守势的话，随后再建立一支庞大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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