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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一、奋起

第1章　伟哉，罗登贤

正好有了自己的领袖

一盏油灯摇曳着，映照着一张张或明或暗的严肃的面孔。

这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准确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点是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罗登贤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灯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墙上，那张清癯的南方人特征明显的脸上，沉稳冷峻中透着激情：同志们，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谁也不离开！大家异口同声。

罗登贤原名罗光，曾化名达平（到东北后）、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抚养。因生活困难，十一岁辍学，跟姐夫在太古船厂做工，四年学徒，又当六年钳工。他聪明、勤勉，又敢仗义执言，颇受工人拥戴，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狱中经历各种刑罚，坚强不屈。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初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当时，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入狱，经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的住处，张应龙随之被捕。这个人也是个软骨头，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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