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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1页）

。久而久之，针尖、麦芒就对上了，驹井一来总务厅，郑孝胥就拂袖而去，闹得国务院连会议也开不成，后来郑孝胥竟自闭门不出，不去上班了。1932年9月9日，更进一步，提出辞职不干了。

9月15日，日本驻“满洲国”大使，要和“满洲国”总理签订《日满议定书》，我就不信这工夫能把我这位总理大臣撤了。郑孝胥肯定是这么想的，他无疑是抓住了这当口的日本人的七寸。而在“满洲国”的大小汉奸中，能走出这样一着狠棋的，也算凤毛麟角了。而他最终的那种结局，也就在这一刻注定了。

对日本人官吏，要完全相信，亲爱和睦，同心同德，使他们的职能才干得以发挥。

特别是各省的总务厅长，乃是诸卿最可信赖的人，因此，对他们要以赤诚相待，同心同德，辉煌地完成地方行政管理工作。

这是1935年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省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文字。这时距郑孝胥以辞职要挟关东军已近两年半了，离他被免职可是只有不到两个半月了。

关东军被郑孝胥这着狠棋弄得手忙脚乱，派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说服、解释，竭力挽留。郑孝胥咬定驹井武断专行，坚决表示有驹井在总务厅，他就不能当这个“总理”，把这位后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答应签署议定书后，驹井走人——“满洲国”国务院第一任总务厅长，只干了不到七个月就下台了。

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人参加满洲国当官吏，是为了帮助满洲人，把新国家建设好。结果是，当满洲国官吏的日本人，以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压迫满人，这是很不对的，这种现象，不应该继续下去……

这本是日本政府的官样文章，说说好听而已，问题是郑孝胥却当真了。他与武藤信义签订的《日满议定书》，开篇就是“日本国已经确认这一事实：满洲国是一个根据居民意思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他认为日本人当官吏是出于援助的好意，驹井这些人揽权是违背日本政府的本意的，是这些人的错误。“满洲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赶走了驹井这些人，他们就可以独立、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复辟大清朝了。

熙洽被驹井训了一顿，憋气又窝火，也只有憋着窝着。

眼瞅着溥仪“执政”一年多了，还没有改帝制的迹象，熙洽按捺不住，唆使手下纠集前国会议员和满族“遗民”几百人，在“新京”一所小学内集会，请愿实施帝制。会正开着，日本宪兵冲了进来，与会人员顿作鸟兽散。

终于听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盼来的却是“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你关东军不支持，日本政府不一定不支持，熙洽不服这个劲，也咽不下这口气。不久，利用访日机会，带上大批珍贵文物，拜访了几位重要人物，都碰了软钉子。倒是已经离职回国的本庄繁够意思，“老战友”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日本援助满洲民族……谋求独立自治，并不是援助满清复辟。这一点尤应注意。”

一年后，熙洽升任宫内府大臣——官大了，权没了，因为失宠了。

总让人觉得脑后拖根辫子的郑孝胥，下场更惨。

1935年5月，郑孝胥在王道学院讲演，借题发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应让它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早已准备寻机下手的关东军，待其回到家里，就将其官邸包围起来。郑孝胥赶紧给南次郎打电话，算是免遭逮捕。11日，南次郎去伪皇宫勤民楼，向溥仪宣布“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需要让他养老”。

庄士敦这位溥仪的洋帝师，对郑孝胥评价甚高，说他“是当代中国同代人最有学问和成就的一个”，“不看重高官厚禄，也不玩弄权术”，“不是一个政客”。

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要啥给啥”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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