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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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