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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内幕，普通学子是不会知晓的。

若不是周自言自己当过官，恐怕也难以清楚。

整个科举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选官。

所以考生在回答的时候，就要假装自己是一方官员，不管是什么问题，最终都要结合目前的时政情况，再往家国百姓身上靠。

这么想着，周自言心里有了答案。

他当官时，有两个问题一直是朝堂上的老大难。

一是经济问题。

户部的官员天天嚷嚷国库空虚，这里要银子，那里也要银子，可偏偏国库里没有那么多银子。

二便是大庆的民风。

一些文人清官，天天说大庆许多边缘小镇民风凶悍，不识圣人之说，长大了落草为寇，为祸一方。

解决了这一波，没多久，又会出现另一波。

这两个问题，从周自言上朝第一天就开始吵，吵到他离京，都没商讨出一个可行的办法。

仔细一想，说不定在他上朝之前也一直在吵。

其实在周自言看来，这两处困难，可以合并在一起看。

转变一下角度再去看，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现代基层工作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扶贫与经济。

周自言结合现代思想与大庆实际，规划了一个章程。

若能提高各个地方的教育水平，让民众明白勤劳致富的概念，加强他们的思想教育，那不用别人催，他们自己就能出去找活干。

长此以往，国家经济自然就上去了。

周自言曾把这个想法拿与林范集看。

林范集那个老封建，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周自言在开玩笑。

“周相公，我明白你说的这个经济与民众的关系了。但是……你可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

“这民生经济，与这个……这个什么思想教育有什么关系？难不成那些务农之人读了书，就能明白如何种地了吗？”

“有这个时间，不如教教他们如何翻田，如何育种。”

林范集虽然觉得周自言这个想法不错，但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庆古人，就算他读过万卷书，一开始也坚定的认为，与其想办法提高思想教育，还不如踏踏实实的教授一些技巧，让他们有一技之长。

林范集还说：“周相公，就算咱们这识字班现在开起来了，可你看我大庆疆域，还有多少地方没有办起来。咱们只是办了个识字班，就先写被氏族那些人戳成筛子，你信不信，若你这个想法写成折子递上去，第二天你就有可能命丧街口。”

面对这样的质问，周自言无话可说。

因为林范集说得对。

大庆虽然开了识字班，可大庆整体情况，还是氏族垄断读书途径。

很多小地方的百姓，还是没能读上书。

但他们既不会读书，也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只能务农。

若是能安安稳稳的务农也便罢了，若是务农时遭逢大难，又不能及时解决问题，那自然会走上极端。

周自言回去想了两天两夜，还是坚定地认为，思想教育是一切之首。

只有思想改变了，不再从思想上犯懒，才能更好的使用后面的‘技巧’。

若无思想，那给他们再多思想也无用。

如此，两个人又开始吵。

他们俩翻阅大半典籍，吵了大半个月才终于达成共识。

大庆百姓多儿女，有时候养育一个孩子都能费掉整个家庭。

这个时候，读书就非最优解，去学学其他技巧，将来也是一门本事。

但是这治标不治本。

若是思想不正，学什么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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