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爱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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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张韧

九十年代文学有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这就是一批年轻的“新生代”作家以其青春的活力与勃勃生机走上了文坛。他们没有“五七”作家群和“**”记忆的知青作家那样历史的沉重，也没有比他们稍长一些如莫言、苏童、格非、叶兆言等那种怀旧的情结。这一批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也没有狂想或狂热，而是以平常心面对现实，强调个人经历和个性化体验的写作。他们不愿意拥挤在一个梯子上赶浪潮，而是寻找各自的文学梯子。湖南的王跃文就是他们当中创作相当活跃的一位。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发表小说，短短六七年间从湘土偏远县城的一个业余作者，竟然走上全国知名大刊物，并且频频得奖。他的创作所以引人注意，显然与作者拓展的独特世界密切相关。他长于描绘县、地级官员形象和复杂的心态，这在他同龄作家乃至今天流行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有的人认为它是官员小说，可是当细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其小说很少写单个的官员或个人的命运，作者视线像扇面似的辐射某一级官员群落（或称作“领导班子”），从各样官员现实关系中展示那貌合神离、勾心斗角的微妙心态。所以说，王跃文的小说系列与其叫官员小说，不如称为官场小说。

《官场春秋》这部集子辑录作者的不是全部而是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仅占创作总量一半左右。《今夕何夕》、《秋风庭院》、《夜郎西》等三部中篇各自独立而人物情节又彼此关联。《秋风庭院》应是作者官场系列小说的开篇，也是在他诸多小说中艺术韵味最为突出的一篇。它写地委书记离退之后的失落与清冷，展示了宦海浮沉的炎凉世态。《今夕何夕》里的张兆林就是陶凡的接任者，他对陶老书记始于推崇而终于疏离，换上自己人马，这一过程恰恰暴露了排除异类、重用亲信的官场旧套陈规。《夜郎西》里的主人公关隐达是陶凡的女婿，原来官途亨通，可是老岳父退出一线关就每况愈下了。可见其兴衰成败不取决于他个人政绩如何，乃是背后的陶老书记的进退。可谓之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但这篇小说的深层价值不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上级部门并不赏识的关隐达，却在换届民选中当选了县长，从而使这篇官场小说升腾起体制改革的呼唤。

王跃文描绘的官员形象活灵活现，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谋取升官者机关算尽，提职者志得意满，小公务员仰人鼻息，当权者颐指气使。这一切，显然与作者职业有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用这句老话概括他取得的成绩当然是对的。不过，你如果稍加沉思就会提出这样的问号，身任公务员熟悉公务员生活的大有人在，为什么王跃文写出令人深思的官场系列小说呢？作者有一篇题名《我需要灵魂的安慰》的创作谈。他说：“回忆起自己在那个县**工作时的情形，一天到晚笑嘻嘻的，迈着细碎步子，在领导面前说着是是对对好好。于是领导说我成熟、能干、肯干。用世俗的标准衡量，那是我最春风得意的一段时光。”可是“我终究忍受不了不说话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成天说的话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不说没有区别。于是我便开始写小说。小说就是作家的说话方式。”原来，他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有感而发，要说出与官员“程式化”有区别的话。他不是以官员身份写官员，而是选择了作家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审视和剖析他所熟悉的生活。因而他的小说突破了当代文学曾有过的那种写干部的模式，否定了简单化的不是暴露就是歌颂（以至神化）的写作。它超越了道德批判，将各类官员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大小官员不仰视也不是俯视，以平民意识从文化角度把握形形**的官员生活。

王跃文给我的信中说，他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场小说；一类是非官员小说，如《无头无尾的故事》、《很想潇洒》、《旧约有失》、《蜗牛》、《无雪之冬》、《漫天芦花》等。应该说后一类与《今夕何夕》等纯官场小说不同，笔墨不是凝结在官员之间可以感觉而难以言传的关系，情节故事也跟官场拉开了距离。然而，这被作者称作写小人物的非官场小说，在我看来他们与官位、权势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或隐或显的联系。就如收入本集的《旧约之失》，原意是写三位老同学常常无约相聚，无拘无束，但有一天当有约相聚，他们要共商大展宏图的时候，朋友却失约了。原由盖出于：一位在公司里提升为副科长，一位升职为学校教导主任。于是，三位老友那种“有事无事到一块侃侃”的快乐，从此消失了。人各有志，各有所图，谁也不必责怪谁，但也无须回避，从三位老同学聚与散的友情变迁中，透出了官位的诱惑力及它锈损灵魂的东西。至于说《很想潇洒》里的新到市府工作的大学生汪凡的命运，与官场运行的模式更是息息相关的。初进**大门的汪凡，或许有着作者自己的某种身影，但汪凡让我联想起另两个人物形象，即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和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三者很相似，都是权力机构初来乍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有理想，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时代，性格内核与命运也就迥然不同了。林震是五十年代团中央“学习娜斯嘉”的号召中应运而出现的，对官僚主义及一切不正风气勇于斗争，单纯，进取，充满勃勃向上的精神；小林则是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小公务员，为了分得一套住房而不得不进入谋取升职的官场轨道。小林所以失去青春朝气而陷于平庸，令人不能不为磨损人的意志那种生活堕力而扼腕叹息。汪凡与林震思想品格已相距甚远，却跟小林颇为相似。他最初向往的潇洒，无非是恪守大学生的青春理想和自由纯正的人格；他后来的潇洒，则是“无怨无尤，不争不斗”、“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洒”了。

从题材层面说，王跃文小说虽有一些篇章不是刻意叙述官员官场的故事，但小说某些人物的坎坷际遇和沉浮的命运，仍然潜流着官场与权势的投影。由此，我发现作者的艺术神经有一个敏感点，这一敏感点即官位与权势对各色人等的特殊影响力。这一敏感点，也可以说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视角。人有三教九流，生活色彩缤纷繁呈，因此，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不一定表现为包揽人间一切，而在于他是不是有其独到的敏感点，形成他自己把握生活支点的独特沉思。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权力导致腐化”，又说，“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官员，权力，文学无疑应将它作为一个敏感点，追索、开掘和追问。应该说，现在文学中的官员、官场小说不算多，尤其超越题材层面进入它的深层，更不多见。王跃文小说自然还要加大提炼和拓展生活的广度及深度，但在那官场小说与非官场小说中注重深层的探索，因而使他在来来往往、拥拥挤挤的文坛找到了自己的方位。

我觉得王跃文审视官员与官场生活的眼光和价值取向还可以多元多样，放得开些。收入这本集子的中短篇小说，作者多从清正廉洁的传统“士”的文化品格坐标剖析和评价眼下风气不正的官员和官场。其实它也是剥开官吏“现形”的传统小说的参照系。现实生活与历史上的贪官固然有其相似点，但历史毕竟从农业经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代变了，经济环境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环境变了，所以仅从千古祖训和传统清官品格去解剖官与权，似乎显得单一了，还需要从现实的商品经济、社会世俗和文化心态，多孔道地探视今天更为复杂的官员的心理性格。

读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还有一个印象，他写的官场气氛很足，很真切，很到位，那虚虚实实和倾轧角斗，在那谈笑间和饕餮之中我似乎闻见拳脚往来的拼杀声。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不应要求作家“先知”似的开药方，道出如何制止腐败。一个作家的使命是让作品警世骇俗，惊醒世人。官场小说不能就官论官，还要回归到“入学”，文学批判不能不把形形**官员请到人和人性的审判台，不是浅表而是深邃的拷问人物的灵魂。从王跃文的生活功底与艺术才气，有理由期待他塑造更多的令人特别振奋或特别震撼的官员形象，创作更多的渗润时代精神和观代意蕴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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