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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部分（第1页）

1932年6月，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新上任的伪东边道保安司令田德胜，率一团伪军去金川县孤山子“讨伐”王凤阁。花红树绿，牛哞羊咩，到处都是挥锄扶犁的庄稼人。走到鹿尾林子，突然一声枪响，“庄稼人”手里的犁锄就变成了刀枪，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春耕图”忽作“杀敌卷”，先头一个营还未缓过神来，就被缴械。后边的敌人逃回金川县城，当夜又撤往朝阳镇，伪县长也跟着跑了，义勇军第二天占领县城。

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委任王凤阁为所属19路军司令，之后又任命王凤阁为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统辖海龙、柳河、金川、辉南等县近万人的自卫军。

8月25日，王凤阁率19路军主力攻打海龙县城。海龙城工事强固，守军众多，自卫军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王凤阁改为围困。围城50余天，守军弹尽粮绝，靠飞机空投弹药，乘黑夜出城抢割庄稼。

唐聚五和其余方面军、路军的首领大都进关了，王凤阁不走。

首战打下柳河县城，王凤阁即利用县里的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凤阁生于斯土，不甘坐视国家之沦亡，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号召同胞，共伸义愤，爰组织义勇军……此后拼掷头颅，牺牲一切，此头可断，此志不移。”

在东北义勇军中，坚持抗战之久，且规模、影响之大，如王凤阁者，少之又少。

以王凤阁的才华、胆识，投笔从戎，在奉军中搏个好前程，应该问题不大，这位下级军官却选择了弃戈还乡。有人分析认为，他是厌恶军阀混战，不忍骨肉相残。而当“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时日降临了，他就执戈奋起，拼掷头颅，牺牲一切，包括妻儿。

前面说了，冯治刚拉队伍报字“文武队”，就是叫个“胡子队”，以他的身份，汤原人也不会把他和他的队伍当成胡子。王凤阁也一样。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又有别于那种有钱的土财主，在那个年代是颇受人尊敬的，更不用说他的队伍各级骨干许多都是被称为“先生”的教师了——谁会把“先生”与胡子联系在一起呀？

可直到1935年6月，《中共南满特委的报告》，仍然称王凤阁为“国民党胡子头”。

1934年12月29日，《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特委代写）中，说：“反革命的国民党及胡子头对我们的仇视是更加厉害，对下层弟兄欺骗的方法和其手段更是巧妙的。如马旅以‘军长’名目来欺骗弟兄，不愿意长时间与我们联合活动。王凤阁等对我们更进一步外交，并更进一步的进行武断宣传来欺骗抗日军，以企图阻止抗日军与我们的接近。”

王凤阁对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存在误会、偏见，应是不无可能的。前面写过几笔的9路军司令包景华，对共产党那样宽容，海龙县委仍然要求在其队伍中“号召每个士兵起来，质问长官，要马上布置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把反动长官枪毙”，王凤阁多少也应有所耳闻、了解。问题还在于两支队伍都在东边道的地盘上活动，碟子碰碗，碗碰碟子，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

1935年夏，1军1师6团去辑安收大烟税，一个连被王凤阁的自卫军缴械，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被枪杀。之后，1师路经辑安闹头沟时，又被自卫军袭击。

官兵怒不可遏，杨靖宇给大家出个题目：对王凤阁的队伍应该怎么办？是打掉呢，还是联合起来一道抗日？

小队伍好办，彼此实力差不多就难了，动起手来两败俱伤，联合起来谁听谁的？在北满，除了日伪，没有哪支力量能与强大的3军抗衡。吉东的吴义成，或者放不下救国军代总司令的架子，或者对共产党的成见难以消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直至1937年过界去苏联，也未与抗联联合。王凤阁最终也未与1军联合，又与吴义成有所不同。1934年5月，被日伪称做“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主动率卫队来到六道江附近的黑瞎子沟与杨靖宇会见，达成协议，合作抗日。之后，虽有冲突、摩擦，但是大敌当前，东边道地区最具实力的这两支抗日队伍，总体合作趋势始终未变。

日伪当局曾这样评述：“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政治匪的核心匪首王凤阁，也参加了这一抗日人民战线运动，表明态度，愿与第一军合作，实行联合作战。”

自卫军的根据地，设在临江、通化、辑安3县交界处的大罗圈沟、果松川、闹头沟一带。这里属长白山脉南麓，老岭山脉横亘其间，地势险峻无须多言，而且物产丰富，可谓得天独厚。为坚持长期抗战→←，王凤阁苦心经营，选择地形构筑山寨、暗堡、地道上百处，还有粮谷加工厂、油坊、烧锅等等。

日伪当局一直视王凤阁的自卫军为心腹大患，不断“讨伐”，特别是秋冬季。王凤阁善打游击战，自卫军熟谙地形，大部队进山让它抓不到影儿，小部队瞅准了就吃掉它，百人以上的把它诱到适当地点打伏击。像抗联一样，树叶关门是自卫军的活跃期，小部队四处出击。

这支义勇军能够坚持五年抗战，一个重要因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受到重创的也是与人民的联系。“独立大讨伐”前，根据地周围的沟沟岔岔几近无人区，都被赶到“集团部落”里了。而那些修筑在险要地势的山寨、暗堡、地道，在传统的观念里可谓“进可攻，退可守”，可面对飞机、大炮也只不过抵挡一阵而已。

深山老林间，昔日宛如世外小社会般的山寨，房倒堡塌，雪白血红。一人来粗、两人合抱的大树，在皑皑林海中熊熊燃烧。

“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是一支不会唱《国际歌》的队伍，但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有几处阵地都是战至最后一人。王凤阁指挥残部转移到老虎顶子，顽强阻击三昼夜，又退守1310高地，直到弹尽粮绝。

王凤阁是在突围时负伤被俘的。这是1937年3月27日，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儿和8名部下。

敌人在通化城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了桌子。

4月1日，通化城戒严，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柳条沟门。王凤阁下车，站定，高声道：父老乡亲们！俺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连俺的小名你们都知道。俺是为抗战打日本子而死的，俺死得值！乡亲们不要泄气，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子！铲除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万岁！

鬼子推着王凤阁的妻子张氏，让她到挖好的小土坑里去。张氏抱着四岁的儿子小金子，走进丈夫倒下的那个大坑，说俺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做鬼也饶不了你们！

张氏倒下了，敌人向小金子开枪。孩子哇哇大哭，敌人又打了一枪。孩子还哭，又开了第三枪。

“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尔农，笔者家乡本溪县下马塘人。父亲务农，农闲时挑担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苗可秀1906年出生，九岁读私塾，之后小学、中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北京大学借读，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1月5日曾和部分东北学生参加“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为负责人之一，南下请求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东北青年要做抗日救国的先声，奔赴前线杀敌保家。

1932年2月，苗可秀来到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自卫军总参议。

8月13日，自卫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部被活捉。内中一商人愿以两万双胶鞋赎人，自卫军则要20万发子弹，并将其释放，由此拉开长达两个月的谈判序幕。

鬼子的算盘是“招抚”，苗可秀说那得有条件。一是自卫军全部保留，不得拆减一兵一卒；二是依旧驻防原地，不能外调；三是按3个旅和3个独立团进行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四是全体官兵竭诚拥护邓总司令统帅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

这样的条件，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当时自卫军需要喘口气，进行休整补充，谈判意在与敌周旋，争取时间。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讨价还价，不就是想弄顶大点儿的官帽吗？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匪贼”，何乐而不为呢？

从凤城县红旗堡谈到县城，9月5日又把谈判桌搬去奉天。先与关东军司令部谈，再与伪警务处、情报处谈，各部门贪功，都想自己“招抚”。苗可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与邓铁梅商定一切。10月10日回到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5个鬼子，也要和苗可秀去见邓铁梅，也是想揽下这份功劳。

近两个月的谈判，有利有弊。自卫军鱼目混珠，一些人认为张学良不出关，抗战没指望，就想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断了这些人的念想，稳定军心，恢复民望。邓铁梅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

13日，苗可秀下令，将5个鬼子和随行翻译处决。

“招抚”期间，日伪明里对自卫军虽无大的举动，实际一直在调兵遣将，谈判破裂，友田等人被处决，立刻开始大举“讨伐”，疯狂报复。

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被敌人占领后，不但对司令部形成威胁，而且当地盐滩税款一项即损失数万元。10月下旬，苗可秀指挥1团、10团、15团、18团和武术队，激战大半夜，将其夺回。

12月8日，日军调集重兵，从岫岩、凤城、安东三个方向进犯龙王庙。苗可秀在龙王庙西北鸹鸹窝设伏，打死打伤日军60多人。自卫军司令部向尖山窑转移，日军200多人赶去文字街堵截，被苗可秀率军击退。日军退守红花岭不支，又退守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等家具搬到街上，构筑工事。苗可秀指挥部队将堡子团团围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大刀队趁夜色冲进堡子，砍杀50多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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