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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被用坏的工具（第4页）

崔浩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拓跋晃不同意：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

但崔浩仍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忘记了自己打工仔的身份，与皇储较劲，结果可想而知。

4.国书事件遭灭族

439年12月，拓跋焘准备修订《国书》，编纂委员会成员有：主编崔浩，副主编、中书侍郎、渤海人高允，编辑、散骑侍郎、太原人张伟，清一色的汉族知识分子。

既然是修史，自然要根据实录写，拓跋焘是这样要求的，崔浩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出了一本魏国的国史。

《国书》修毕后，有人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建个碑林，供路人观看，该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赏。

监国的太子都同意了，崔浩也就放心的准备碑林去了。拓跋晃出于什么目的表示赞赏，史书无记载，但这种赞赏背后，一定隐含着冰冷刺骨的杀机。

拓跋鲜卑族，起源于游牧民族，历史自然谈不上文化灿烂，早期有些历史，甚至丑陋野蛮。《国书》作为史记类著作，自然要求秉笔直书，尽述鲜卑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

拓跋焘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现在崔浩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工程颇为浩大。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往来行人皆能看到。

不是谁都有呼伦贝尔大草原般博大胸襟的。本来就对汉人官员充盈北魏中枢不满的鲜卑贵族们，看到自己祖辈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个人信息被披露，皆群情激奋，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

这也就直接要了崔浩的命。

正史都认为，拓跋焘之所以诛杀自己的第一辅臣崔浩，是因为崔浩灭佛招怨、明辨姓族遭忌、侍宠抗储遭恨，最终因国书事件惹得拓跋焘忍无可忍，不得不杀他来平息鲜卑贵族集团的怒气，来维护皇权的稳固。

诚然，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并经过了翔实的考证。然而，我想，有个最主要的导致崔浩被杀的因素，被史学界所忽略了。

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告状的鲜卑贵族，无意中选择了一个最佳的告状时机。

不在喜悦时许诺，不在忧伤时回答，不在愤怒时做决定，此警句虽然启示意义不言而喻，但人皆凡胎，很少有人做决定时不被个人情绪所左右。

崔浩被拓跋焘诛杀，是在450年7月5日。450年，对南北朝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450年春，拓跋焘率大军南征刘宋。魏军长驱直入，直达悬瓠城下。

悬瓠，今河南汝南。

《水经注》载：“汝水东迳悬瓠城北，城形若瓠然。”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汝水自西向东，折而南流，绕汝南城蜿蜒东去。汝水像一条长长的瓜蔓，汝南城则像瓜蔓上悬垂的一个瓠子，故称悬瓠城。

拓跋焘十万大军，根本没把守城的一千宋军挡在眼里，但悬瓠城军民在陈宪的领导下，顽强阻击魏军。拓跋焘十万大军围攻了整整42天，损兵7万，竟然没把小小的悬瓠城攻下，悻悻撤军。关于此战的详细过程，前文已述。

450年秋，宋文帝刘义隆想“封狼居胥”，组织了历史上著名的元嘉北伐，辛弃疾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把这次北伐说很不堪，但其实没那么惨。

拓跋焘虽然反击到瓜步山（今江苏六合东南），饮马长江，与刘宋首都建康隔江相望。但北魏最终过不了长江，军中疫病流行，拓跋焘被迫撤军。

撤军途中，经过盱眙（今江苏盱眙），拓跋焘自恃兵力强盛，向盱眙宋军守将臧质索要美酒劳军，结果差点喝了臧质送的尿黄大曲。拓跋焘暴怒攻城，结果也没攻下。

拓跋焘15岁就当了皇帝，之后又灭大夏、平北凉、征辽东、逐柔然，凭战争而立下了统一北方的千秋功业，他已然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第一人。如今，42岁已步入更年期的他却在南方遭此大辱，可以想象，拓跋焘是怀着失望、懊恼甚至暴怒的心情回到平城的。

选择在领导心情不好时，说职场对手的坏话，可能是打击对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如今，这么多群情激愤的鲜卑贵族来告崔浩，且都有根有据，饶你崔浩是三朝元勋，拓跋焘也得把他当成一个摔碎泄愤的名贵花瓶。对帝王来说，花瓶再贵，摔了就摔了，大不了再换一个。但随着那一声咔嚓声释放掉负面情绪、换来多巴胺的分泌，才是帝王所需要的。没有一个件事、一个人，比帝王的情绪价值更重要，哪怕仅是他刹那间的快感。

450年7月5日，拓跋焘下令诛杀崔浩。

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几十名押解的鲜卑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轮番往囚车内的崔浩身上撒尿，并嗷嗷直叫。

崔浩面如死灰，在遭受百般侮辱之后被杀掉。

拓跋焘又下令：崔浩的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都要被连坐灭族。

在中国古代，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有个当官的亲戚，你也许从未从他那里沾过光，甚至他都不记得你是谁了，但皇帝诛他九族的时候，却总是记起你。

正史分析历史上大事件的起因，一般都是旁征博引，从大到历史背景，小到宫廷秘事等角度分析。分析结果看起来比较合情合理，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最高统治者不为人知的情绪变化，可能才是这些事件最大的起因。

拓跋焘杀崔浩后不久，北巡阴山，得知北魏宣城公李孝伯病世，拓跋焘感慨：“李宣城可惜！”

既而又纠正：“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此时，拓跋焘对诛杀崔浩已显悔意，应该是从遭受臧质尿黄大曲之辱的暴怒情绪中平静下来了。然而，这种悔意能有多深、多重？不得而知。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所在单位组织的去某名山的考察学习活动。上山后，考察学习活动轻松愉快。某天清晨，当笔者漫步在会议旧址纪念馆门前时，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那次轰动全国的会议。

会议本来是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白天开会晚上跳舞，没有一点紧张气氛的“神仙会”，为何十几天后突然变成了一次批判会？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把这次大会当成拖家带口来放松心情的神仙会时，倔强如牛的你一封不合时宜、破坏气氛的“X言书”……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骑着思想的野马的一次信缰漫游，没有任何一点不尊重正史的意思，就此事件的发生原因，当然还是以正史记载为准。

但是老王认为，封建时代的帝王，注意，说的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啊，可以为消除对皇权的威胁杀任何人，如刘邦、朱元璋；可以为证明自己篡位或复辟的正确、正统而杀任何人，如明英宗杀于谦；也可以为皇权的脸面而杀任何人，如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后代；甚至可以为了自己一点点小情绪的宣泄而杀任何人，如拓跋焘之于崔浩。一切封建独裁的王朝，皆可消灭掉，不必看史怜古人。现在我们看所谓古代的正史剧看的津津有味，其实，真正的历史看的人脊背发凉。

拓跋焘在国史之狱事件中又一次大开杀戒，但一个人却幸免于难，他就是《国书》的副主编、中书侍郎高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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