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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二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在他的父亲抛弃他之前他从未有过背叛他的想法，但根据多方的记录，他在奥托四世还没有去世时已经对后者的野心有所忧虑，并开始和教廷合作。曼恩战役后，安茹联盟大获全胜，奥托四世因此开始谋求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德意志西部的领地，包括富庶的勃艮第地区和本该作为他第一任妻子施瓦本的贝亚特丽斯（施瓦本的菲利普之女）嫁妆的施瓦本公国，腓特烈二世可能不在意霍亨斯陶芬的家族领地，但他必须担心奥托四世的下一个意图是否是西西里王国所属的卡普亚与那不勒斯。

这一地区的稳定同样威胁着教廷，是以双方确实存在着合作的基础，只是在他们还没有公开反对奥托四世时，奥托四世便在狩猎中意外去世，身在意大利的腓特烈二世立刻由教皇洪诺留三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腓特烈二世看来，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他可以不再担心奥托四世对自己的威胁，同时还可以继续维持和养父的亲密关系，但他的养父并不这样想。

得知奥托四世的死讯后，塞萨尔一世悲痛欲绝，当即陷入昏迷之中，联想到他的父亲也是在壮年时突发急病离世，在他昏迷卧床的两个星期中，他去世并导致继承危机的可能性无疑被认真考虑过，而已经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腓特烈二世在这个关口来到君士坦丁堡无疑加剧了冲突。

据腓特烈二世回忆，他在加冕后立刻来到君士坦丁堡是为了和塞萨尔一世延续盟约，得知养父病重的消息后，他立刻利用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生活多年的优势试图稳固秩序，但此举遭到了安娜一世的强烈反应，据编年史记载，安娜一世在得知腓特烈二世召见了御前会议后便立刻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包括塞萨尔一世的另一个养子瓦西尔·君士坦丁耶维奇·留里克，后来的第三任弗拉基米尔大公，因战死于对抗蒙古人的战斗而封圣）躲进了塞萨尔一世养病的宫殿，由忠心耿耿的瓦兰吉卫队保护，并严格限制进出。

安娜一世的强烈反应显然是出自对腓特烈二世的担忧，作为塞萨尔一世的养子和准女婿，如若塞萨尔一世遭遇不测，他其实也是奥古斯都之位有力的竞争者，而十五岁的理查·塞萨罗亚尽管在此前的曼恩战役中展露头角，但在年龄和政治经验上他显然不占优势，腓特烈二世在自传中矢口否认他对养父的皇位存在野心，但结合他后来将次子凯撒·霍亨斯陶芬送到大皇宫抚养的行为，他的个人言论并不足以采信。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一场□□，这对养父子的关系已经注定破裂，当塞萨尔一世醒来后，他撕毁了腓特烈二世和他的长女埃莉诺的婚约，并胁迫腓特烈二世放弃了西西里王位将其转让给曾与理查一世结盟的坦克雷德一世的后代。这一事件给腓特烈二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他将塞萨尔一世的行为视作对他们情感的背叛，同时又矛盾地明白这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对此塞萨尔一世的态度相当坦然，他直言不讳地在著作中承认从收养腓特烈二世开始就做好了会舍弃他的准备，他们的血统和身份注定了他们的情谊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可腓特烈二世对此十分抗拒，比起政治利益，情感关系在他的灵魂中占据更大的比重，这与他的政治身份相冲突。他一生都试图突破这一桎梏，但他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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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战记

以奥托四世去世和腓特烈二世登基为分界线，塞萨尔一世的统治进入中后期，虽然北方的地缘环境不再友好，但腓特烈二世的威胁在此时尚未凸显。比起腓特烈二世，他更在意的是北部的保加利亚人。

从七世纪开始，保加利亚就始终威胁着巴尔干的北部领土，有“保加利亚屠夫”之称的马其顿王朝皇帝巴西尔二世曾一度摧毁了保加利亚帝国，但在伊萨克二世时保加利亚的威胁就死灰复燃。即位之初，塞萨尔一世的战略重心一直放在埃及和近东，但现在消灭保加利亚威胁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

近百年后，将塞萨罗亚王朝带向极盛的艾德蒙一世曾称塞萨尔一世是“一个伪装成圣人的君主和伪装成军人的哲学家”，这是他最知名的称号“战争哲人”的来源，但相比他为人津津乐道的战略思想和担任主帅的两次十字军东征，塞萨尔一世对军队结构的改革长期存在研究空白，他不仅突破了中世纪的宗教偏见，将撒拉森人编入军队，还对军队的后勤、训练、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改革，有效提高了军队的训练度和组织度。

科技层面，他大力资助工匠，创新了冶铁、制盐、锻造等工艺，提高了罗马军队针对周边国家的技术压制，并且他在西欧还处于冷兵器时代时就注意到了火药在实战中的巨大威力，在《论战争》中提出了“三段击”结合火器的步骑协同战术思想，尽管受限于统治基础的相对薄弱，他对军队的改革并没有后来的艾德蒙一世和塞巴斯蒂安一世那么深入，实战中他也更依赖于他自己亲自训练出的嫡系部队，但以上两位在军事成就方面异常突出的奥古斯都都承认他们的军事改革深受《论战争》的影响，只是他们都不是将塞萨尔一世提出的“国家主义”政治军事学贯彻得最彻底的君主。

但无论如何，到了1221年，东罗马已经重新确立在东欧地区的军事霸主地位，对于威胁其北部的保加利亚，塞萨尔一世已经失去耐心了。事实上，早在曼恩战役爆发前，塞萨尔一世就已经有了联合匈牙利解决保加利亚威胁的计划，只是由于奥托四世的去世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拖延了一年。

当塞萨尔一世的身体完全康复后，对保加利亚的作战计划便正式确定下来，经历了此前的重病和继承危机，塞萨尔一世在继承人的培养上选择了更加激进的策略，在指挥了前期的战役后，他便退守至色雷斯地区，将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他的长子理查·塞萨罗亚，后者在曼恩战役中展露的军事天赋在保加利亚之战中得到了证实。

尽管塞萨尔一世的长子理查·塞萨罗亚的知名度长期被父亲和儿子压制（他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更受文学家青睐），但事实上，同期的不少记录都显示他被视为是具有骑士风度的统治者、平民的保护人和超越祖辈的军事天才，他的密友米海尔·拉斯卡里斯甚至曾盛情称赞他是“13世纪的亚历山大、大西庇阿和贝利撒留”，认为他“温和、勤奋、慷慨、善良、忠贞、敏锐且魅力非凡，具备祖辈的一切美德且更胜一筹”，如若只是亲近者的夸赞，那或许还包含一些对皇储的溢美，但如果同期所有人都众口一词，那记录的可信度会大大提高。

在保加利亚之战中，最能体现理查·塞萨罗亚军事才能的无疑是多瑙河水战，因为连日不断的暴雨，火药被认为难以在战场中发挥作用，而泛滥的洪水也使得军队难以前行，但年轻的皇储力排众议，调集船只迎着洪水朝特尔戈维什泰进发，使得因安德烈二世指挥无能导致进度迟缓的北线战事转败为胜。战后的外交谈判中，他也秉持了他父亲的团结适度原则，如约将多瑙河北部的土地转交给安德烈二世，尽管他要求匈牙利割让了贝尔格莱德地区，但连安德烈二世本人都清楚这是必要的代价。

毫无疑问，保加利亚之战令东罗马和匈牙利的关系更加融洽稳固，在塞萨尔一世的小女儿狄奥多拉·塞萨罗亚嫁给安德烈二世的儿子贝拉四世后，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奠定了阿兰一世时期匈牙利并入罗马的基础（狄奥多拉本人的暴力手段也功不可没）。在战争结束后，理查迎娶了统治保加利亚的阿森家族的玛利亚，和父母受到非议的夫妻关系相比，这段感情被视为是甜蜜的，理查在婚后出任默西亚总督（保加利亚的称呼在阿森家族的统治覆灭后不再沿用），在此期间，他和妻子形影不离，不少编年史作家都记录皇储“在保持理智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爱着他的妻子”，但除了一些慈善与艺术活动，玛利亚·阿森不像她丈夫的母亲安娜一世一样活跃于政治。

在担任默西亚总督期间，理查·塞萨罗亚延续了父亲在埃及的统治风格，他整顿税制，修建学校，救济贫民，开设法庭，他的统治被认为是睿智且开明的，这一点变相激化了后来的希腊贵族与默西亚人的矛盾，因为希腊官僚很难放下对默西亚人的偏见，而理查·塞萨罗亚一直力争做到公正与平衡。

在默西亚地区的统治稳固后，塞萨尔一世的下一个目标转向了小亚细亚，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罗姆苏丹国元气大伤，作为东罗马帝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塞萨尔一世显然将小亚细亚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在此期间，他还和花剌子模进行了外交接触，在花剌子模的明布尔努王朝的建立者札兰丁·明布尔努因祖母和弟弟的驱逐流亡至黑海沿岸时，他曾试图进攻格鲁吉亚以插手黑海贸易，此举受到塞萨尔一世的警告，札兰丁最终知难而退，塞萨尔一世随后迫使格鲁吉亚臣服并交出由科穆宁家族最后两个直系男嗣统治的特拉布宗，此后的一百多年，特拉布宗一直是奥古斯都直属的封地，直到西蒙二世时期将其转交给后秦皇帝使其成为丝绸之路的枢纽。

在1228年的塞萨尔一世看来，他已经到了可以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他的五个孩子都各有归属（长女埃莉诺嫁给了西西里国王坦克雷德二世，幼子狄奥多西则前往耶路撒冷成为一名圣殿骑士），他的帝国繁荣稳定，军队强盛，国库丰盈，他的继承人又是如此优秀，足以应对小亚细亚的罗姆苏丹国和试图收回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他甚至已经开始规划在希拉波利斯修建新的行宫，但命运却在此时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钟爱的长子，完美的继承人理查·塞萨罗亚在一次游猎中意外坠马，他得知消息后不眠不休地赶到默西亚，但只来得及见自己的儿子最后一面。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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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塞萨罗亚王朝史（10）

继承危机

纵观塞萨尔一世的一生，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尽管他的成就极其突出（考虑到他极低的人生起点这样的成就更加非凡），但他的人生其实都在重复经历着死亡与离别，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的生母在他出生时去世，终其一生他都不清楚她的名字和身份，他的父亲和他在七岁时才建立了亲密关系，并在不到两年后骤然去世，陪同他成长的祖母、姑父和叔叔和作为稳固盟友的两个表哥都先于他离世，但没有一次离别比长子的早逝更令他痛彻心扉，因为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悲剧，他已经结婚，有了儿子，年轻、健康且精力充沛，当他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帝国的未来，一轮崭新的太阳正冉冉升起，但当他死去时，猝不及防的茫然击中每一个人的心，他们从没有考虑除了理查·塞萨罗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是以他们对悲剧毫无准备，也没有预案。

许多人都目睹了理查·塞萨罗亚的离世，在长子死在自己怀中后，塞萨尔一世“尖利咆哮，泪流满面，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紫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塞萨尔一世的信仰已经被证实并不虔诚，甚至被怀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编年史记录他在长子去世后曾绝望地呼唤上帝，并在此后拒绝进食和饮水，直到他妻子赶来。

我们无从知晓这对一直配合默契的夫妻是否在此时就已经有了针对继承问题的分歧，但可以确定的是，比起继承问题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帝国的外部危机：1228年春，手段相对温和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去世，个性顽固的格里高利九世继任教皇，和他的叔叔英诺森三世一样，他致力于提高教廷的权威，所不同的是他在即位之初便对塞萨尔一世展露出强烈的敌意，他支持腓特烈二世对西西里的宣称，后者在德意志已然确立权威，正野心勃勃地意欲南下，曾属于他的西西里王国是他征途的第一站。

格里高利九世在神学方面成就突出，但在战略目光上无疑是短浅而愚蠢的，他过分相信教皇的权威，将日益东方化的塞萨尔一世视为“天主的背叛者”，但腓特烈二世同样是教廷危险的敌人，如果征战顺利，他将同时掌控德意志与西西里，而此前的教皇们对此都极力避免。

在腓特烈二世集结军队进攻西西里时，塞萨尔一世本计划令他的长子前往迎战，但在理查·塞萨罗亚去世后他必须要重新考虑和腓特烈二世的关系，和小他十岁、年轻体健的曾经的养子相比，时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是以在格里高利九世欣喜于有名将之名的理查·塞萨罗亚去世、等待着塞萨尔一世替子出征、和腓特烈二世“父子”相残时，他却得知二人已经和解，腓特烈二世迎娶了他曾经的未婚妻埃莉诺·塞萨罗亚，并且塞萨尔一世承认了他们的婚姻、腓特烈二世作为他养子的身份和西西里王位，并封他为凯撒。

值得一提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前身查理曼帝国系公元395年东西罗马分治后灭亡了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建立，虽自称“罗马人的皇帝”，但长期不为东方的东罗马帝国承认，其本身亦在公元843年分裂为西法兰克、中法兰克和东法兰克，即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前身，东法兰克后来日益强盛，由此垄断原本在西法兰克和东法兰克之间流转的皇帝称号，在腓特烈一世在位时期，他又在国名前冠以“神圣”一词，依据史学叙述的惯例，我们将从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至公元1453年查理六世退位时期的东部政权称为“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也有史学家认为查理大帝本人通过接受教皇加冕得来的皇冠系非法取得，故应将其建立的政权称为日耳曼尼亚的查理曼王朝，其后分别为奥托王朝、法兰克尼亚王朝、霍亨斯陶芬第一王朝、韦尔夫第一王朝、霍亨斯陶芬第二王朝、韦尔夫第二王朝、霍亨斯陶芬第三王朝、大空位时期和哈布斯堡王朝，但这种说法隔断了查理大帝与加洛林王朝的关系，且不少史料都证明东罗马时期的巴西琉斯和奥古斯都们虽然没有放弃对西部领土的宣称，但在各类文书和往来信件中都间接承认了北方政权的独立与平等，直到罗什舒亚尔王朝时期才完全否认），在奥托四世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拉丁语称呼为“奥古斯都”，德语称呼则为“凯撒”，这因此存在与东罗马帝国外交上的界限不明。

在中古时期的中后期，受限于生产力和地理阻隔，两个“罗马帝国”的交流不算密切，更多专注于内部事务，但从阿莱克修斯一世求援开始，东欧与西欧交流开始密切，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还和安格洛斯王朝的伊萨克二世会面，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奥托四世和塞萨尔一世的良好关系，双方的冲突被延后了，他们开始频繁交往，在塞萨尔一世将自己的称呼改为“奥古斯都”后，奥托四世不论是在拉丁语还是德语中都以“凯撒”自称，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欧洲的其他君主区分二人，另一方面也是向表弟表露善意并帮助他巩固地位。

奥托四世的行为常常被后世视为是一种自我矮化，但事实上，当时的德意志人并不是十分在乎和位于希腊和埃及的罗马人地位的差别，名义上他们都是由教皇加冕的君主，彼此地位平等，在腓特烈二世继位后，他沿用了奥托四世的习惯，这本无可厚非，但在他接受了塞萨尔一世的册封后，“凯撒”这个称呼无疑回归了古典时期低于“奥古斯都”的“副皇帝”的本意，坐实了西部的德意志统治者地位低于东部的希腊统治者的说法。

但腓特烈二世的行为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凯撒”同时还曾作为“奥古斯都”的继承者称呼，作为塞萨尔一世的养子、女婿和凯撒，他事实上是理查·塞萨罗亚死后塞萨尔一世的第一继承人，这样的诱惑足以让他和德意志贵族们接纳名位上的暂时下降，塞萨尔一世的另一个潜在继承人，他的次子阿基坦公爵腓力·塞萨罗亚便曾在和其密友腓力三世（此时尚未登基）的通信中提到他父亲已经决定选择腓特烈二世作为他的继承人，“他爱他，认可他，超过对我。”

比起名分上的纠结，腓特烈二世得到的实际好处也足以令他满足，在腓特烈二世展露出南下的野心后，塞萨尔一世迅速对意大利的伦巴第同盟提供了支持，但在他们重修旧好后，塞萨尔一世抛弃了伦巴第同盟，这令教皇重新暴露在德意志的尖刀下，格里高利九世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论他合作的对象是塞萨尔一世还是腓特烈二世，他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并且他的权威和手段甚至还不如他的叔叔。

这是塞萨尔一世在外交上的胜利，但他同样代价惨重：在腓特烈二世和埃莉诺·塞萨罗亚结婚前，埃莉诺已和坦克雷德二世结婚，并且婚姻相当幸福，但在腓特烈二世进攻西西里时，坦克雷德二世离奇地战死，几乎是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二天，她就再度结婚，我们很难不怀疑她的第二段婚姻是阴谋的产物。

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坦克雷德二世的死亡都迷雾重重，尽管当时无人质疑二人第二段婚姻的合法性（腓特烈二世在回到德意志后和莱茵兰的贝尔塔结婚，后者是奥托四世的异母兄长莱茵兰公爵海因里希的女儿，在生下他的长子亨利·霍亨斯陶芬的三年后去世），但不代表有人不对坦克雷德二世之死提出异议，关于这个问题，埃莉诺在父亲和第二任丈夫活着的时候缄口不言，但在她的长子威廉·欧特维尔和次子凯撒·霍亨斯陶芬争夺西西里王位时，她公开宣称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是腓特烈二世在得到塞萨尔一世允许后的谋杀，而她本人也从未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因此她和腓特烈二世的婚姻不应被视为合法。

作为当事人，她的言论具有一定采信价值，她在第二次结婚后和父亲变得冷淡的关系和与腓特烈二世长期分居的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但我们同样可将其视为是埃莉诺王后为了自己偏爱的长子和继子编造的谎言，因为私生子的传言能有效削弱凯撒·霍亨斯陶芬的竞争力。

但无论如何，在凯撒·霍亨斯陶芬出生后（他的名字继承自外祖父），他确实是奥古斯都继承人的有利竞争者，对他的父亲尚存疑虑的希腊贵族们在凯撒来到大皇宫后态度也开始松动，但他并非继承人的不二人选，除了塞萨尔一世另外两个儿子，他还有另一个竞争者，那就是理查·塞萨罗亚的独子西蒙·塞萨罗亚，作为皇储的遗孤，他的继承权毋庸置疑，对他父亲的死亡感到悲伤和痛惜的人也围绕在他周围，而其中最强硬也最有话语权的正是他的祖母，安娜·科穆宁，罗马帝国的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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